一起“医闹”事件的再解读

（小）发生

11月10日，是刘海（化名）打算给刚满40天的BB摆满月酒的日子。但谁也没有想到，BB的生命，在11月9日中止，这一切，缘于一次体检。

在东莞做点小生意的刘海，原籍温州，今年已经38岁，10月初BB在东莞出生，由于第一个孩子是女的，刘海对BB格外珍爱。虽然出生后医生告诉刘海，孩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刘海也没有打算给儿子立刻手术，“想等孩子大点再说。”

11月9日下午3时许，刘海和保姆带着BB到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体检，4：30分左右，孩子死亡，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根据医院、患者家属的回忆及公安局笔录的综合描述，记者拼凑出当时的情形。

３：２０分左右，刘海和ＢＢ到医院就诊时，接诊医生为孩子身体做了初步检查，并询问了相关病情。刘海告诉记者，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属于高危儿童。之后，接诊医生为BB做了 “丹佛小儿智能检查”――医生先让孩子平躺在病床上。然后拉着孩子的两条腿前后伸展了几下。――这时候，孩子忽然哭了起来，保姆马上抱起孩子哄了5分钟左右，BB才逐渐平静过来。接诊医生再继续接过孩子，左右摇动，医生表示，这属于“俯卧抬头、腋窝悬重”等检查，目的是为了测试BB的反射神经。在测试过程中，家属表示医生有倒悬婴儿的行为，但这点并没有得到医院承认。

在检查过程中，BB突然脸色铁青，并出现呼吸困难，刘海和医生赶紧抱孩子到监护室内抢救，但BB情况急剧恶化：四肢逐渐发冷，心率也逐渐下降到10次/分。抢救持续了一个小时，当日下午16：45，医生宣告ＢＢ抢救无效。经鉴定，BB死亡的原因是：先天性心脏病，空间隔缺损、肺动脉高压导致心源性猝死。

（记者解读：广东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吴少林日前在东莞讲课时透露，妇产科和儿科是最容易出现医疗纠纷的科室，占到全部医疗纠纷的四成左右。医生表示，这与孕妇儿童没有办法与医生形成良好沟通、且经常出现意外情况有关。医疗纠纷发生的最多情况是病人突然死亡或者病人在治疗时有好转后再突然死亡。）

（小）冲突

“我4：30听到消息，开始往医院赶，赶到医院时，孩子已经不行了。”同为温州老乡的郑先生事后回忆，当时刘海瘫坐在监护室外面的长椅面前，用右手不停拍着额头问“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肯定是先找医院讨个说法！”郑先生告诉他。

――遇到亲属在医院“突然”死亡，几乎所有家属的第一反应就是“向医院讨个说法”， 一场冲突就此拉开。

“我好好的一个小孩，明天还要摆满月酒，今天是来医院检查身体的，说没就没了，医院应该负责任。”家属认为，即使小孩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刘海在检查前已经告知了医生，孩子没了，错在医生。

但医院也觉得很委屈，“孩子本来已经是先天性心脏病，肺动脉高压，这种孩子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死亡，只不过刚好是在医院检查时死亡，我们希望可以尸体检查，并做医疗事故鉴定，判断孩子的真正死因，再来讨论事故的责任。”

刘海拒绝了医院做尸体检查的说法，“我一个好好的孩子，死在医院里，如果要解剖，就要被医生东刮一块西刮一块的，连个完整的尸体都没有，这让我们在感情上怎么可以接受？”

当天晚上，家属和医院展开了第一轮“谈判”。

“我让我妻子回家照顾已经哭晕了的BB妈妈，我们几个老乡和刘海则向医院讨个说法。”郑先生和刘海相识多年，看到老乡有难，他主动参与了和医院的谈判。“我们那天晚上要求医院说明写个书面证明，要求医院承认责任，但医院写的材料，我们看来是在推卸责任，所以我们很愤怒！”在刘海和一干亲属看来，医院写的书面材料，忽略了“倒悬孩子”等细节，并且不提医院的过错，反而强调孩子是自然死亡，这点令他们无法接受。为了给医院施加压力，他们还打通了多家媒体的报料电话，叫来了记者。

而医院表示，他们当天晚上已经在尽力安慰患者，“我们一味忍让，并出示了相关的医疗书籍，但这一切没有得到患者谅解。当时刘海还撕烂了医生写的材料，并砸烂了6张红木椅子、一块玻璃以及四个花盆。”

“他们还要求给孩子体检的医生出来和他们对质，我们要保护医生，当然不能跟处于失控状态下的家属见面。”医院负责人表示，之前北京协和医院就出现过当事医生在给患者家属对质时被家属砍断手腕肌腱的先例，所以当事医生不能出现。但此举被患者家属斥为“不敢出来见面，是在逃避责任。”

双方意见相差太大， 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谈判仍没有任何结果。10日下午，几个从老家匆匆赶过来的亲戚和医院开始了第二轮谈判，并提出了“赔偿100万”的要求。“在我们温州民间看来，死一个孩子是要赔偿100万，50万是赔偿孩子死亡的，其它乱七八糟的精神损失费等也要赔偿50万。”郑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出这个要求“并不是为了钱，只是孩子无端端死了，医院总要给个说法，做点表示。”

“100万，他们是狮子大开口。我们希望患者能够做医疗事故鉴定，并让法院来最后判决。”医院表示。

“我们不想走法律途径，毕竟我们只是老百姓、做点小生意，耗不起。”家属表示，“我们之前请教过律师，走完法律程序需要一年半载，而且医院毕竟认识的人多，我们吃亏。”

医院认为，患者已经开始无理取闹，而且在当天“患者家属又砸烂了3张椅子、一张桌子，还摔烂了一台空调。”

而患者认为，无理取闹的恰恰是医院。“当时医院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不主动，说的有些话，让我们听了很心寒。”

（记者解读：发生医疗纠纷后，可以由医院和患者进行协商，也可以由卫生部门进行调解，最后也可以上诉到法院，走司法调解的路子。但由于法院审判耗时太长，只有一成的医疗纠纷最后是经过法院审判进行执行，其余都是通过其他调解解决。但对于医院而言，司法调解权威性最高，因此医院也迫切希望能通过法院解决医疗纠纷。）

3.激化

矛盾终于在第三天完全激化。

11月11日上午9时许，刘海及多个亲属、朋友共10余人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当时气势汹汹来了，有人举着‘杀人医院’的大横幅站在医院门口，有人举着花圈冲进来，把大厅当成了灵堂。”一个医生描述当时的情形，“一个女家属则坐在医院的发药窗口大哭大闹，还有人在旁边派发传单，整个医院都乱了套。”

刘海的妻弟则拿上涂料，跑到医院1-3楼的楼梯过道处喷上“杀人医院、还我儿子。”等标语，医院事后在递交公安部门的报告中表示，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尤其是喷涂的油漆气味很大，让很多孕妇很不舒服。

在回答警方询问时，刘海表示，这样做是“是家属商量后想出的办法，是为了让医院重视，让医院交出杀人凶手。” 而郑先生也告诉记者，“我们封门、拉横幅都是为了讨个说法，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做，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市民知道这件事情，给医院一点压力，不然他们都完全不重视……”

事情愈演愈烈，甚至患者家属和医院职工发生了推搡，医院事后称，有职工在事件中受伤。莞城警方原本只是到场维持秩序，眼看事态逐渐不可控制，几名患者家属被带到派出所等接受问询。

在警方干预下，家属和院方终于签订了《协议书》。记者看到《协议书》上表示，甲方（市妇幼保健院）和乙方（刘海）为乙方儿子BB于2007年11月9日在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检查中因先天性心脏病突发性发作抢救无效死亡达成友好协议，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若干万元，乙方放弃追究责任，且不得向外公布赔偿金额，而乙方也需尽快处理尸体。

“其实在警方的干预下，双方都各让了一步，医院算是赔偿了点钱，乙方也拿到了远小于100万的赔偿费用。”一名知情者告诉记者，虽然双方都不是很满意，但总算有了结果。“都希望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

“虽然我们拿到钱了，但我们心里还有个疙瘩，也不好受，毕竟刘海快40了，才这么一个儿子，出事了我们出点力也是应该的。”时隔一个月后，郑先生这么评价这次被医院定性为“医闹”的事件。“说我们是医闹，我不这样认为。如果我们是专业医闹的，闹得肯定不是这种程度，而且帮忙出力的朋友都没有拿刘海一分钱，谁家出了这样的事情，朋友不会去帮呢？而如果我们不这样闹一下，医院也不会给个说法，不会赔钱”

（记者解读：当医患双方冲突加剧，且缺少合理的沟通渠道下，医疗纠纷往往会升级为医闹事件。出现医闹事件后，相当数量的医院为求息事宁人，往往会进行一点数量的赔偿。而“闹”的程度大小，也往往成为家属和医院讨价还价的砝码。）

（小）医疗纠纷急剧增多

把一单典型的医疗纠纷还原，可以看出患者家属和医院矛盾是如何逐渐升级，恶化成医疗纠纷，在患者情绪得不到发泄、赔偿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患者采取聚众围堵医院、乃至暴力威胁医务人员，成为卫生机关眼中的“医闹”，而近两年来，“医闹”开始有涉黑团体介入，甚至向“职业化”转轨的趋势。本报之所以把医闹作为本期独立调查的话题，正是看到因为医疗纠纷及医闹事件的数量在近几年来急剧增加，几乎东莞所有的医院都无一幸免。

12月7日，东莞市卫生局公布的一组数据更是触目惊心。2004年，东莞市各级医疗机构共发生医疗纠纷81宗、医院赔偿的金额为304万8千元；2005年，医疗纠纷数量首次破百，达到117宗，赔偿金额为524万2千元，2006年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医疗纠纷数量上升到123宗，赔偿金额为558万5千元；而2007年1-9月，医疗纠纷的数量已经达到105宗，赔偿金额为490万元。

“除了医疗纠纷日益增多，涉及‘医闹’行为，威胁医院和医生，甚至使用暴力手段逼医院赔偿的现象也急剧上升。”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透露，2004年，医闹只有14宗，总赔偿金额58万9千元，到了2005年，医闹26宗，赔偿金额也翻了一倍，达到122万5千，到2006年，医闹45宗，赔偿金额再翻一倍，达到241万元4千元。“而围堵医院的天数，也从2004年的最长3天，到今年有医院被围堵10余天。”

医疗纠纷和医闹的急剧增加，也引起政法部门的警觉。因为医疗纠纷案件上升过快，市人民法院专门向卫生局发出《关于减少医疗事故纠纷的司法建议》，建议各级卫生机构通过加强投入、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制度等方式来减少医疗纠纷。

（小）“家族式医闹”和“职业医闹”

据记者调查，卫生部门认定的所谓“医闹”，部分是象刘海一样，由老乡、亲属、朋友聚集在一起，向医院“讨个说法”为主的“家族式医闹”，这类医闹的特点是没有太多的外来人员参与，而对医院的围堵方式也较为温和，没有太多的“出格行为。”今年10月份，大朗一名老人因肠穿孔，死在某市属医院的手术台上，家属和医院协商不成后，数十个家属和朋友持续围堵该院十余天。“他们基本上讲的都是本地话，可以判断出是家族式医闹。”该院负责人表示，虽然差错不一定在院方，但最后被闹得没有办法，只好给了几万元，今年该院已经赔偿了53万元，是建院以来赔偿金额最高的一年。

但更令卫生部门担心的，还是职业医闹。2004年以来，部分医疗纠纷开始出现职业医闹的身影。市卫生局副局长蔡一平告诉记者，“有一次，石龙一个医院出了一个医疗纠纷，我们赶去处理时，发现家属从惠州叫了一帮人过来，一个小头目一吹哨子，来人就‘训练有素’的把医院围堵起来，但当武警出动时，小头目再吹下哨子，闹事的人就全撤退了，这不是职业医闹是什么？”

虎门镇是今年医闹的重灾区，几家医院都频频出现职业医闹的身影。“有个病人在我们这里死亡，来了３０多个人到我们医院闹，只有两三个是患者家属，其他都是２０多岁的年轻人，张口就要５０万元。”虎门一医院院长告诉记者，“这帮人飞扬跋扈，在医院里甚至打医生，我们最后只好给了５万元。”

“很多职业医闹是几个头目临时召集起来的，有次在我们医院闹事拿到赔偿后，在我们医院门口就直接分钱，当时要是拍下来拿给你们报社就好了。”虎门另外一家医院院长告诉记者，医闹在虎门一家卫生站拿到赔偿的钱后，甚至与患者家属发生过分钱不均的习惯，只好跑回来向该卫生站再要钱。“说到底，这些医闹目的都是钱，只不过利用了医院和患者而已。”

医闹的存在，让医院苦不堪言。12月7日上午，东莞市维护社会稳定办公室专门派员和各医院院长沟通，没想到，一场“沟通会”却变成了“诉苦会”：到会的医院院长都抱怨，院长难当。 “我当院长，当得日夜提心吊胆，天天怕出事。”市妇幼保健院院长抱怨，“虽然卫生、公安、民政等部门多次下文，要创建平安医院。文件说得冠冕堂皇，但医院一点都不平安，医生和领导压力都很大，现在外面甚至有一种说法，要死就到东莞来死，因为这里的医院赔的价钱高。”而石龙博爱医院院长更表示，“给（医闹）不了钱，就维持不了医院稳定，这跟交‘平安钱’有什么差别？”

（小）“医疗差错不可避免”

由于医闹几乎都由医疗纠纷引起，那有人提出，医院管理好一些，不出事故不就完了吗？但几乎所有的院长都表示，“不出差错”对于医学来说“不可能”。

“只要对医学有一定知识的人都知道，杜绝医疗事故是不可能的，因为医院的技术是由当前人类的认识水平决定的。”虎门医院院长欧耀芬在“诉苦会”说，很多人把自己交给医院了，认为病肯定能够治好，但现代医学还没有神通广大到这个地步。“况且医院治病不是模式化治疗，就算是得一样的病，用的药也不一样，多用一点少用一点，风险就来了。”

蔡一平也表示，公众对医疗知识的缺乏，是医疗纠纷的最主要根源，“我可以保证，东莞绝大多数医生治病就是为了救人，不会出现医生有心医死人的情况，但医学毕竟是一门高风险的科学，注定存在缺陷，还能够希望公众理性对待。”

而律师也认为，医患双方理性对待医疗纠纷，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患者。“国家在出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规时，都对医生有一定的偏袒，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医学毕竟是一门探索性的科学，如果不制定有利于医生的法律，那么所有医生在治疗时都会进行保守性治疗，不敢对病人进行治疗，这样下去，受害的还是患者。”

（小）“矛盾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既然医疗差错和医疗纠纷不可避免，那医患双方能否理性协调好出现的问题。记者在调查后发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耗时漫长、能被患者相信的仲裁机构缺失，加上医院调解的方法不对头，使医患关系在发生纠纷后尖锐对立，为医闹的出现预留下空间。

“做为医院，最希望的当然是通过法院来解决问题，走司法调解的路子。这样一来，医院赔偿的金额毕竟有个上限，也好入帐。”一个医院的医务科主任告诉记者，但由于现实中法院审判时多数需要医疗事故鉴定，加上原被告双方都可以上诉，耗时通常达一年以上，绝大部分患者家属都不原意走法律途径解决。而卫生局统计数字也表明，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只有一成的医疗纠纷最后是经过法院审判进行执行，医患协商解决成了最通用的解决途径。

再回过头来看刘海所遭遇到的医疗纠纷，由于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仲裁机构，医患双方又处在矛盾对立面，因此冲突急剧放大，直到出现医闹行为。这在东莞的医疗纠纷中非常普遍。

今年９月份，余中华的儿子在人民医院时治疗时死亡，他告诉记者：“我儿子出事时，来调解的都是东莞卫生局的人，就好像爸爸来调解儿子的纠纷，这叫我怎么能够相信卫生局能够说公道话？而且让我做医疗事故鉴定的是东莞医学会，这个机构本来就设在卫生局里面，鉴定的都是医院的人，他们随便给一个名词，就能瞒过我们，这个事故鉴定，不做也罢！”由于缺乏双方都信任的仲裁机构，余中华之后与医院的关系急剧恶化，几乎酿成恶性事件。

此外，部分医院在出现医疗纠纷后的做法也有问题，很多纠纷因此被放大。“在我们医院，如果出现纠纷后，考虑到患者家属一开始情绪肯定很激动，所以我们采取的是‘拖’字诀，我们拖上十天八天没问题，但患者有工作，要生活，拖不起，态度自然会软下来，接下来就好谈了。”一个知情者告诉记者，“这种做法只能对付‘老实人’，但对方逼急了，效果更糟糕，所以矛盾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医院的医疗纠纷也越来越多。”而广东省卫生厅也表示，８成的医疗纠纷只要医院处理得当，可以不被扩大，医院不主动处理医疗纠纷，是医疗纠纷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小）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仲裁责任？

有医院院长表示，能够有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仲裁机构，来协商医患矛盾，是目前避免医疗纠纷发生后迅速恶化的最好办法，而记者获悉，卫生部门和司法部门也在进行调研，探索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形式来承担部分仲裁职能。

“现在的调解方式，包括卫生部门的行政调解，法院的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而东莞每个镇街都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挂靠在司法局下面，如果发生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能够就行调解，并把结果报法院备案，同样具有法律效率。”市司法局基层科科长徐险峰告诉记者，人民调解并不是要取代其他两种调解，“患者同样可以告到法院去，只不过采用人民调解的话，可以大大节约时间等成本，而且比较中立，容易被患者接受。”

但也有医生对人民调解的效果表示担忧，“人民调解的中立性是有了，但毕竟医疗调解是专业调解，不像夫妻吵架一样那么容易讲对错，普通的调解员怎么能够胜任？如果临时再找医生来充当调解员，那人民调解的中立性自然也没了。”

“我刚当医生的时候，人家都叫我们白衣天使，跟患者关系非常好，现在却看到媒体称呼我们白眼狼。非典时候医生的名声好听了些，但这两年随着医患关系恶化，医生的名声也不停往下掉，连以前听都没听过的医闹这种现象都出现了。”人民医院急诊科一个从业２０多年的主任医生无奈感叹，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欧美的医疗纠纷同样不少，医闹很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