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感人的故事，令人不忍听闻。这两天，报纸上忽然报道浙江温州的“诚信老爹”，就属此类。
“诚信老爹”吴乃宜，生活在温州苍南县偏僻渔村，已经82岁，育有四个儿子。2006年四个儿子倾其所有，并举债80多万元，购买渔船。当年出海打鱼时遭遇“桑美”台风，三个儿子死亡。吴乃宜将3个儿子的保险赔款和打捞上的渔船变卖，全部还钱。剩下26万元债务，老人拼命替人织渔网，经常织到晚上12点，但他表示再苦也要还债。
这是新华社的报道。稍早，《钱江晚报》的报道提供了更多细节：“桑美”台风中，吴乃宜有一个儿子受伤生还，外出打工，每年省下1万多元用于还债。几年来，吴乃宜老人除了还债，还要养育两个孙女，每天喝稀饭，编渔网，一家人没有添置过新衣服，只用一盏15瓦的节能灯，全部家当就是几件看不出颜色的陈旧家具。

8旬老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为死去的儿子还债，“诚信”固然感人，生活境况又何其残酷。这个时代，“诚信”确实稀缺，然而，难道我们可以因为稀缺，就可以把一段残酷的生活拿来作“诚信”的感召？
例如孝敬父母，可以算是一种美德，然而，彩衣娱亲的故事仍然令人肉麻，卧冰求鱼、割股疗亲之类的教化材料更是令人心寒。8旬老人还在“父还子债”，为之而衣食不保，劳作不休，与其算作“诚信”的素材，不如视为凄凉的晚境，——这是个人命运的困顿，难道不也是社会制度的缺失？
严格地说，这个故事的主题，首先不应是“诚信”，而是法律。吴乃宜老人三个儿子死于台风之中，他们的债务处理，与他们的遗产处理相连，而他们遗留的财产，远远不足以偿还债务，吴乃宜老人没有“子债父还”的义务。一个人成立公司，尚且只承担“有限责任”，不使其因经营发生问题而生计无着。一个老人，难道要因为他曾经生养几个孩子，就变成永远不可去除的经济负担？
从社会制度来说，8旬老人，应该终养天年，现代社会应有普遍福利，以保其生活不至不可维持，即使福利制度不健全，当其子女无法承担赡养责任，或者没有子女承担赡养责任，也应当有社会救济办法，使其不至劳碌终生。而吴乃宜老人，夫妻都至高龄，还要抚养因儿子死去留下的两个孙女，这个家庭已失去正常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降至难以为继，而我们看到其度日如年的生活，还在赞赏其“子债父还”的行为。老人固然可佩，而我们对老人与孩子的生活又何所感触，“诚信”的赞赏后面，难道没有几许残忍？
好在《钱江晚报》的报道，还是给了人一些温暖。在吴乃宜老人的周围，有非亲非故的邻村居民帮助他偿还几万元欠债，有的债权人也未作债务清偿的打算，当地农村金融机构也在尽可能给予帮助。但无论如何，吴乃宜老人的故事，与其说是一个“诚信”教育的样本，不如说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怎样保障老人与孩子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是怎样的诚信，诚信与道德、法律的关系，以及诚信与人道发生冲突时的取舍。

诚信极为可贵，但人道尤不可丧失。台风夺去了8旬老人的三个儿子，已是人生至痛；而老人在这种巨大的痛苦中担当了巨额债务。8旬老人不是劳动的年纪，幼小的孙女有权获得基本的生活。老人可以有“诚信”偿债之愿，而社会又岂能赞美这人道之伤。诚信是需要建立的，但如果我们甚至不能保证老人终养、孩子正常成长，“子债父还”就不过是王朝时代的连坐责任以道德的名义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