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震撼世界的18天”，埃及人民通过和平非暴力抗议手段，终结了长达30多年的专制独裁统治，为古老的埃及文明迎来了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第一缕曙光。

透过突尼斯和埃及等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群情激奋和风起云涌，我们不难感受到历史规律与时代潮流所迸发出的巨大方向感和推动力。笔者以为，其对人类廓清现代社会的有效发展路径尤具启发。现在看来，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包括三大历程：权力阶层变革、意识形态变革、治理方式变革。

在古典时期，政治社会改革的认知基本局限在人事方面，即如果政治出现腐败退化，胡作非为，社会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那么人们就判断，一定是包括国王皇帝在内的整个国家统治阶层坏死了。怎么办呢？揭竿而起，改朝换代。

夺权执政的新兴势力可能在早期还比较注意廉政、效率及革新，官民关系也算温和融洽。但随着时间推移，王权及封建官僚体系的专制取向又逐渐占得上风，国家权力又重新步入腐败堕落失效的轨道，新的一轮改朝换代也就又在酝酿之中了。这就是历史学家们所称的“古典治乱循环怪圈”，即指反复做无用功，打打杀杀，粉墨登场一遍又一遍，但社会的整体政治及文化状态，却基本原地踏步。

世界进入近现代以后，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产生了资本阶层和劳工阶层两大阵营，双方不断激烈对立斗争的结果，还导致了各自的意识形态。于是人类在政治社会改革中又开始加入意识形态考虑，并以为其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反复证明，所谓意识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排它性，即认为自己所拥戴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乃是完全正确的，其它思潮、信仰及主义皆为谬误甚至敌人。

于是两大派别及阵营为意识形态争斗了约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70年代，首先是资本主义阵营发现其实资本方乃离不开劳工方，否则会导致生产停滞社会动乱，最后对谁也没好处；还不如以法制为基础对劳工权利契约化，产生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的劳资利益协调与纠纷解决机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也发现其发展离不开资本、资本家及其有关管理方式，否则就无法提升社会生产力，革新生产方式，和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至于资本的产权、股权、分配、运作方式等，可以通过加强国家监管和市场规范等来加以控制。

由此，意识形态之争的神圣光环逐步褪色并丧失哲学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欧美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东欧“柏林墙”的倒塌，及苏联解体等一系列崭新变化。

然而意识形态之争的式微也引发一大新问题，即世界各国是否靠一系列的新式排列组合，譬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或者经济市场化，政治集权化，文化娱乐化等等，就可以比较合理持续地发展了？

正值这场争论方兴未艾，难解难分之际，此轮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浪潮和革命爆发了，而且是星星之火有成漫卷燎原之势。我们不难注意到，这场变革与意识形态应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表面上似乎关系人事的诉求——驱逐独裁者，但真正的动力却来自另一变革要求——民众对“国家治理方式”根本转变的强烈期盼：即从一个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压制自由的传统治理方式，转变向民主选举、法治公正、公民自由的现代国家运作。

从由上至下的家长式专制，到上下结合的民主化共治，是国家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转型必须。历史郑重告诫我们：只有不断推动“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才是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正确有效途径，才可以真正实现国家人民的繁荣富强。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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