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传自中国，但基于文化的差异，即使在最初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公元8世纪末，最澄来中国学习天台宗，对于“无情成佛”的教义不甚理解，求教中国的老师。在佛教中，将持有心的存在称为“有情”，有情可以轮回，具有变化的可能性，也就有了成佛的可能性，也即是有佛性。中国的僧人以为，因为外部世界是心的创作，所以如果这个心成佛，那么由佛创造的世界也与佛一体化，所谓“无情成佛”，是依附于有情的主体而成立的。这个观点，日本的僧人就无法认同。
在日本原始文化中并没有将动物和植物区别对待的想法，“复有草木咸能言语”，因此一草一木也应该能够修行成佛。到了12世纪，“草木成佛”得到了理论的解答。《草木发心修行成佛记》中说，草木的发芽、成长、衰弱、枯萎就是“生”、“住”、“异”、“灭”的姿态，这就是发心、修行、菩提、涅槃的过程，草木自然原生的状态就是草木的成佛。这种自然观对日本中世的能等艺术，以及茶道、花道等日本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游记里也是出现过一些树精，不过也是赋予了人性的。
东京大学末木文美士在“异文化之间相互思想理解的可能性”一文中，举出上述中日“本觉思想”的差异性的例子，来强调基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问题意识的不同。由此提醒我们，某些特定的概念和思想在作异文化对比的时候，会产生理解的偏差。比如中国是儒、佛、道三教，日本也是儒、佛、神道三教，并且道教和神道都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而体系化的，但神道并不扮演和道教一样的功能。
在日本，有着很长的“神佛习合”的传统，直到19世纪后半叶明治维新“神佛分离”，神道和佛教才作为不同宗教而确立起来。在现代日本，神道和佛教分担不同的职能。与人的出生相关的事情，就参拜神社，新年也到神社参拜；佛教的寺院则更多处理与死相关的事情，葬礼和死后的法大多在寺院举行。去年我在京都，住在真如寺里，一片漆黑的时候去投宿没留意，第二天清晨散步才发现密密麻麻的墓地。确实，在中国道教和佛教之间并没有体现这样的分工体制。中国人举办葬礼的时候，经常是僧人道士一起请的。十多年前我去拜访本乡一个著名的道士，在他六十多年行道的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情莫过于某次在葬礼仪式上斗法胜了同来的和尚，至于怎么个斗法，就不得而知了。
儒教的差异可能成为中日近代化发展差异的一个线索。末木说，在中国，通过科举考试，儒教在士大夫阶层中广泛普及，它既是政治理念、伦理准则，也和生活礼仪密切关联，拥有一套礼的体系。而在日本，儒教虽然也是武士阶层的政治哲学、伦理体系，但未必包含日常生活的礼仪，特别是在德川时代，幕府命令葬礼必须用佛教仪式举行，儒教仪式的葬礼受到禁止。由于没有日常的礼仪，所以明治维新以后儒教会急速的衰落。
最近看韩国电影“密阳”，讲述一个单身母亲在面对生活巨变之后信仰体系的复杂震荡。里面有一个场景，是几个中年妇女如果看待信仰和生活关系的，其中有一个说她或许会考虑入教，以摆脱将来面对父母葬礼所产生的繁复礼节。可见在韩国，儒教葬礼的仪式还比较通行。不定哪一天又被拿来申请世遗了。